　　共同富裕的主旨是让收入较低的人群增加收入，并不是拉低较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其中，增收的关键群体是农民。从农民的收入结构来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亟待提高，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也同样需要加强。毋庸置疑，做好上述工作均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而金融助力的方式与路径要根据农民增收的途径而确定的，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对农民增收的途径有着清晰的认知和掌握。

　　农民工资性收入来源于乡村产业的良性发展，因此，金融要着力赋能乡村产业，才可能多维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换言之，只有乡村产业强起来，农民才会有更多在本地就业的机会，才能进一步增加收入。数据显示，自2015年起，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已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42.5%。但这种工资性收入更多的是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收入，这也导致了农村较为严重的空心化问题。同时，农民愿意返乡就业的前提是农村有较多的就业机会以及与在城市打工相差不是很多的收入。记者在宁夏西吉采访时发现，当地发展蔬菜种植产业，逐步替代之前的马铃薯及淀粉加工业，由于政府的主导与支持，当地金融机构重点支持蔬菜种植大户，而一些当地农民能够有机会就地就业，工资收入不比去县市打工收入少，这样既能增收，又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金融应重点支持能够带动就业的乡村产业发展。记者采访过的江西上饶市铅山县，主打文旅产业，当地政府引进大型文旅产业开发运作主体，挖掘当地文旅资源，有效带动了当地相关民宿及特色农产品的发展，并且，当地文旅龙头企业大量吸纳本地人员在项目运营公司就业，促进部分在外打工的人员返乡就业，增加了当地农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此外，若想有效带动农民回归农村就业，还需要加强对农民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这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帮助农民提升就业能力。记者在四川简阳采访时看到，当地有的村镇专门设立了乡村振兴学校，学校职能之一就是对农户提供相关农业知识技能的培训，学校的建设经费来自政府财政资金，而当地金融机构对学校的运作主体发展相关产业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

　　由此，多途径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并不断提高来自农业农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从根本上改变某些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高度依赖外出打工和转移净收入的状况，这无疑是金融支持农民增收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

　　如果说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对农民来说需要一定的过程并有赖于乡村产业支撑，经营性收入增长则需要金融更全面、更精准地施策。近年来，农民从农业生产经营中获得的增收并不显著。数据显示，在2015年至2020年间，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仅有14.7%，其中，农业经营净收入的贡献率仅有8.8%。众所周知，农业本身就是周期长、成本高、见效慢、风险大的产业，要想鼓励和支持农村创新创业，就要适时地做好农业产业的规划与引导，并且，构建良性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以及相对完善健康的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金融服务为此需要打好服务“组合拳”，这既包括针对农村创新创业的不同层次需求的信贷满足，还包括运用信贷、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手段，为农村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记者在内蒙古通辽市采访时了解到，牛养殖业正在成为通辽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当地金融机构不仅支持规模从大到小的各类养殖主体，还多途径支持肉牛屠宰、牛交易市场以及牛肉深加工企业，包括农业保险机构也开发了专门针对肉牛产业的农业保险产品，当地牛养殖业得到了金融较为完善的支持，当地农民经营性收入也显著增加。在记者采访过的云南临沧，蔗糖产业是当地主导产业之一，这个产业涉及蔗农的数量有数十万人，当地金融机构除了对蔗糖生产的核心龙头企业给予全面信贷支持，还专门基于核心企业收购甘蔗的供应链需求，开发了针对蔗农的信贷产品，既保证了核心企业顺利收购到足够量的甘蔗，又使得蔗农的收入有所保障，从而为蔗农提供了增加经营性收入的空间。

　　由此可见，金融支持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既要有针对农村经营主体多样性的信贷需求创新产品与服务，又要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相结合，尤其是在政府鼓励的产业类型上，借助政府的相关政策（如政府设置的基于产业发展的风险补偿金），从而促进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稳定并提高经营净收入所占比重及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

　　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的增加，将带来农民财产性增收的可能，同时，财产性收入增收的渠道也有待拓展，金融的支持同样需要从农民财产的盘活和农村资源价值的挖掘上下功夫。目前农民获得的财产性收入甚少，有关研究表明，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财产净收入占比不到2.5%，其对2015年至2020年，农民增收的贡献率仅有3%。这需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打通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财富的渠道，进一步拓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大幅度提高财产净收入所占比重及其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

　　从记者在各地采访的情况来看，靠人均几亩承包地（东北部分地区人均承包土地数量较大，其他地区普遍规模不大）的流转收入是很有限的，农民的储蓄普遍也不高，农民自身的金融素养也有待提高，农村大部分呈现出“要不无财可理，要不有财也无处理、不会理”的情形。记者长期跟踪采访的成都地区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先行一步，该地区周边县市的农村产权确权工作推进的全面且深入，在“十三五”期间的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中，农民的确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性收入的增量，同时，通过农村产权的流通，农村资产价值也被逐渐挖掘出来并有所提升，而金融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浙江、陕西等地致力于推动的“两山银行”也是激活农村资源价值的有益尝试，将农村有价值的资源评估、收储、流通，让资源价值可变现，同时，引入外部专业运营主体，提升资源价值增长空间，这使信贷资金的投向也更有的放矢。

　　共同富裕要在农民富裕过程中实现，因此，补齐农业农村的短板是关键，换言之，就是要注重区域的均衡发展，而金融在这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责任担当。浙江省多年来推动收入较低的村集体削薄的工作已初见成效，浙江农信所辖的行社机构针对村集体削薄工作，专门开发了多种信贷产品，有效帮助村集体增收，收入薄弱的村集体逐渐强起来，乡村发展的环境必然会得到改善，农民增收的基础就更加坚实。

　　事实上，金融助力农民增收，需要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和金融机构补短板、填空白，这也是普惠金融理念的充分体现，让金融的雨露播撒到每一个有意愿发展的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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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金融机构应支持乡村工匠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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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23